校友投稿

陳衛誼(2007)

眨眼間,離開母校已兩年。每經過油塘,遠望母校,校園的一點一滴總在我的腦海中不停徘徊?。想起在母校五年的生活心裏總感到甜甜的。

  母校像一列強大動力的列車,車廂內乘滿學生。四十年來不停服務,從不休息。不少老師曾為這列車付出努力和心血,使同學受哺育、成長。每年都有很多同學到站下車,到達目的地。我十分有幸自已是其中一位乘客,享受列車提供的服務。

   初入學時,穿起一套水手裝校服及背起一個大書包上學,可是我只是一位甚麼事情也不懂的小孩子。幸得老師悉心栽培和不厭其煩的教導,使我擁有快樂的校園生活。老師,你們就像我肥沃的泥土一樣,給予養分,令我由一顆平平無奇的種子,變成一朵色彩班爛的花兒。

  在失意時,遇上功課困難時,多得同學的支持與鼓勵,使我平淡的校園生活增添色彩。同學,你們就像我五顏六色的顏色筆一樣,在我白濛濛的畫紙上繪上不同色彩燦爛的圖案。

  母校的教室永遠也是最清潔,最整齊。這有賴一群辛勤的工友在我們背後替我們的教室打掃及清洗。工友,你們就像一隻不怕勞苦的螞蟻一樣,不停工作,使我們能享受你們的成果,舒適地學習。

  我萬分高興及感謝能在一個充滿母愛的校園渡過五年生活。同時,亦衷心感謝老師,同學及工友的照料。

   在此,願母校能有更多的四十年,培訓更多學生,回饋社會。

陳衛誼 (2007)

2009 年 4 月 23 日

張詠雯 (2007)

詔光飛逝如白驅之過隙。適逢母校四十週年校慶,忝為校友,特撰文以賀,並誌昔日校園生活點滴。


      中學生活恍似悠長實不過彈指。離開普照亦已兩個寒暑。然母校就是有著一份令人每逢路過都不期然駐足停留的魅力,此無他,叫人回味和眷戀的,因我曾在這裡成長,發展身心,孕育理想。

      「普照仔」如我,引以為傲的並不一定在這是一間設備先進,寬敞校園,清潔整齊的學校,更值得引以為傲的是,普照有一群學識淵博、敬業樂業、孜孜不倦的老師。所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既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在普照就遇上了,感恩之餘,能不言謝?特此向昔日良師申以謝意。

     普照四十年的不懈努力,默默耕耘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棟樑人才來回饋社會。在已屹立四十年今天,李劍華校長領導著學校,肩負著傳承與開新的使命,邁向「止於至善」的康莊大道,因此除了要感謝老師的辛勤教導,還有校長的英明領導。

      蘇軾詩有一句「腹有詩書氣自華」。普照帶給我的,不但是給我養分,讓我彷似一棵幼苗種子,茁壯成長。而且還讓自己的氣質得以散發,給我心靈上的慰藉,面對漫漫人生路。有機會我亦希望能夠回饋母校,以報答母校的悉心栽培。

      最後,送上宋代黃庭堅一句名言,期望各學弟妹在普照,珍惜機會用心學習:「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張佩雯 (2007)

2009 年 12 月 25 日

[給我一個機會]
蔡偉賢 (1976)

「給我一個機會」是我對母校師長、同學、校友蘊藏心內很久的一個感想,但遲遲沒有和大家分享,因為恐怕太過個人化。最後,仍是衝開內心掙扎寫出來,希望大家和題目一樣,就給我一個機會吧!

  母校三十五週年時,我們在馮錦照前任校長及已退休的莫建明老師的鼓勵下籌組現時已成立的校友會。當時有人問我:「為什麼畢業多年,同學早已各散東西,才組織校友會呢?」可能再加上一句:「o徒氣!」其實成立校友會是多年的心願,但自問憑什麼來發起組織,人家會不會不領情?會不會誤會別有用心?日後工作誰來承擔……?這些問題都是令我卻步的理由。當時我再想想,畢業三十年 ( 我在一九七六年畢業 ),我們確實遲了三十年,我們浪費了三十年,但如果我們不開始,我恐怕日後我會更後悔,因為沒有作出對母校、對校友、對同學的小小承擔。當時我想:我再沒有三十年給我浪費,就給自己一個機會吧!校友會在各方支持下,卒之成立了。

  每年開辦較大型的校友活動,我都會向同屆同學或一些相熟的校友作出邀請,更會不厭其煩的「拉」一些拒絕我多次的舊同學。其實他們不是對我有什麼成見,亦不是以前有任何過節 ( 如果有,請多多包涵 ),他們的理由不外如下:我對普照沒有感覺、當時的老師對我不好、普照的教育糟蹋了我的才能、那些同學程度太差,拉低了我的成績、某老師或校長不知所謂、普照形象太差了、……。我不是不接納他們的理由,反之,我相信他們內心的感想是來得很真實的。四十年前的普照是一所新校,每樣事物都是新的,但亦有很多新挑戰。我以第二屆的普照人來看,他們所說的是有一定根據的。

  但我經常地想,誰人不願意做事有成績、有果效?求學時期,不是每次學期開始便立志,今年要改過自新,做個好學生,或者讀個好成績出來嗎?當師長的,不是希望校務蒸蒸日上、學生品行優異、成績突飛猛進,畢業生出人頭地嗎?當雄心萬丈時,我們不是曾經努力再加努力嗎?但現實的挫敗感,往往將我們的願望打破,我們亦開始習慣不再期望,因為沒有期望,就不會失望。

  我再細想,我們的希望從何而來?我覺得希望是從看到機會而來。當我成績不好時,老師給我一個機會,我抓住機會,我可以屢敗屢戰。當我犯錯時,請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我會改過的。老師教得不太好時,我們又是否可以給老師一個機會,期望在溝通後「雨化春風」?假若校長在校政偶有失當時,我們可否也給他一個機會來撥亂反正呢?我真心希望師長校友對普照都有這個心,給普照一個機會、給同學一個機會、給師長一個機會、給校友會一個機會……,因為我們不是聖人,我們總有失敗,為什麼不能排除過往的不愉快感覺,再給我們一個機會呢?

  把握人家給我們的機會,或者我們給人家一個機會,是社會在挫敗中,能夠再次起來的動力。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自己給自己一個機會,因為這是自我修復的必要元素。每天早上起來我都會提醒自己要心懷感謝,因為神再次給我機會。

  為普照,就讓我們給人家、給自己一個機會吧!

校友會副主席 蔡偉賢 (1976)

2010 年 9 月 18 日

馮曉欣 (2006)

回憶在學校生活是我經常做的一回事,所以可以好輕易地寫出來。

   剛升中時,對「普照中學」這個名字非常陌生,轉眼間已畢業了三年,「普照中學」這名字不再陌生,反而每日也會在我腦海中出現。

  還記得中一開學時,一位帶著嚴肅、不靈半點笑容的老師行近我面前,原來他就是我的班主任,那時非常害怕,還有點想轉校的衝動,怎不知過了幾天,我們和老師玩左一起,有講有笑,那時開始融入普照生活。每天一班同學在上課,有的說笑,有的「搞事」,令課室充滿生氣。

  這幾年中學生活我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每天最期待放學後的課外活動。最難忘是參加合唱團和馬戲班,這兩個活動令我愛上了舞台,喜歡表演,令我膽子大了,而擔當職位最難忘就是擔任圖書館理員及風紀,這五年每天的小息和午飯後,我和其他同學不一樣,不會一起小息,只會到崗位當值,甚至連早上的時間也不會放過,負責早會司琴,無時無刻都過得很充實,亦能給我機會為學校服務。

  難忘的時刻有很多,不可一一盡錄,當然,但不可不提普照老師們,他們用心的教導,每一句的問候,每一句的勉勵說話,可以看到老師對我們的愛,我這一生也不會忘記,在此多謝所有普照校長、老師、校工們,你們令我中學生活過得充實,還讓我感受到愛!

  最後祝各位老師工作愉快,學弟學妹學業進步,母校 40 週年生日快樂!

馮曉欣(2006)

2009 年 5 月10 日

[成立校友會]
潘少權 (1976)

「潘子,馬師兄說一定要搞校友會了。」2005 年的一天,蔡偉賢 (1976) 來電。

蔡偉賢是我中學同學,我們每隔三數年便搞一次舊同學聚會。他口中說的馬師兄是較我們早一年畢業的馬漢秋校友 (1975),亦是天主教普照中學 (前身普照書院) 第一屆畢業生。

「他說畢業了 30 年,如果還不搞的話,便沒有機會了。」蔡偉賢說:「不如你給他電話談談吧!」

之後和馬師兄的一次通話,便成為我們往後籌備建立校友會的基礎了。

「畢業了 30 年,如果還不搞的話,便沒有機會了。人生還有多少個 30 年!」

這是當年馬師兄常說的話。不錯,我們這批七十年代畢業的普照生,已經望五之年,還有多少日子?

話說回來,為什麼畢業 30 年後,才要搞校友會呢?

究竟是甚麼東西觸動了馬師兄,令他提出要搞校友會呢?

究竟又是甚麼理由,令眾多校友在馬師兄一呼百應下,一同攜手搞校友會呢?

我不知道,我從沒問過他。因為任何有益於母校的事,我均願意參與,更何況是建立校友會。但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與我們有共同意願的校友竟然不少,很多是七、八十年代的,更多的是千禧年後的畢業生。

經過一年多籌備,校友會終於 2006 年成立,第一次校友會會員大會便有超過 100 名校友出席,還有不少新舊老師出席。

不過,為什麼畢業 30 年後,才要搞校友會呢?

或許他們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一年,我因事聯絡上劉展強 (1978),閒談時他說每次駕車經鯉魚門過東區海隧時,均會看看母校。母校原址拆卸後,他也不自覺往油塘港鐵站望去 (即普照書院舊址)。他又問起一些老師的近況,其中特別提到何玉沂副校長,當年畢業不久,做了旅遊,要寫旅遊行程介紹,他專程返學校找何 sir 請教中文。

劉展強於中六預科時才入讀,沒有修讀中文,與何 sir 並不稔熟,他說何 sir 既沒有因為他不是他中文科學生,亦沒有因為他已畢業而有所隔膜。

另一個校友高其裕 (1977),他中學畢業後返了國內升學,後到了美國著名的麻省理工修讀博士,並移居美國多年。但年前返港,也回到新校舍一遊,探望一下老師,雖然門庭不再,人事全非,但對母校關注之情依舊。

陳慧媚 May (1986) 和黃琳 (2004) 已連續兩屆是校友會幹事,阿 May 是律師,工作煩忙,黃琳仍正在學,兩人均十分投入校友會的工作,既主動亦堅持不懈。陳偉雄師兄 (1975)、蔡偉賢 (1976)、莊得光老師 (1989) 也是連續兩屆校友會幹事,他們從不缺席幹事會會議,亦從不居功,但舉凡任何工作,他們均主動參與。

我們從來沒有談到我們為何畢業多年,仍要花時間花精力去搞校友會。但我相信是四十年來所有在普照任職任教的神父、老師和職員的身體力行,在傳道、授業、解惑方面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

我們在人生歷程上,在成功一剎,在掌聲之中,或許會想起某一個經歷,有著老師的身影,令我們規行矩步,堅守原則;又在困難之時,在沮喪一刻,想起某老師的片言隻語,令我們重拾鬥志,捲土重來。

我是個懶散的人,沒有馬師兄的督促,我沒有堅持下去的決心;沒有幹事們的熱情,我沒有勇往直前的力量。

今天,天主教普照中學校友會已成立了三年,幹事成員由第一屆的 1975 至第三十五屆的 2009 年也有,反映校友會越趨成熟。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為母校的發展和壯大,希望起一點作用;亦希望所有過去、現在、將來的普照學生和校友會一道,為母校的發展和壯大,作出一點貢獻。

校友會主席 潘少權 (1976)

2010 年 9 月12 日

譚清華 (2007)

當聽到老師要徵文,題目是「我對母校」,我二話不說便立刻翻箱倒櫃找回從前所作的一篇命題作文。

  「再見!主席!我們先走了。」隨著歡笑聲笑聲漸遠,課室變得冷清清的,我獨自留在課室整理壁報,不禁想起五年前,從一個幼稚無知的中一學生,變成一個領導班會的主席,這五年好像發了一場夢似的。

  的而且確五年來的校園生活就像一眨眼便過了,時間都不停在變,母校都不停地變,還記得將離開母校時,一段段哭別的場景,還記得和隔壁班,在運動會上鬥過你死我活的場面,當初的幼稚都因踏足社會而減退了,從前的同學都變成了舊朋友,總是苦口婆心的老師都斑白了,多麼的令人憐惜,從前只懂得頂撞老師的我,現在都學會恭恭敬敬了。


  「我沿著樓梯往下走,不經不覺原來走到了正門,夕陽像蛋黃般掛在天空上,若每天能在這裡觀看夕陽,那是多麼的賞心悅目的事,現在這刻只想永遠留在天主教普照中學,永遠留在這裡。」

  「人總要長大,不能停留在美好的時光裡,母校的一點一滴永遠都會留在心中記在腦中。

  「再見了,我的好同學,願來日可相見!」

譚清華 (2007)

2009 年 5 月 5 日

[斜路] 鄧樹榮 (2001)

記得普照書院,其實是在油塘舊村的下方,無論你住哪裡都好,你不是從藍田走路下來的斜路,不是從油塘下來的斜路,就必然從三家村那邊,越過小山丘過來,到了放學,就要沿同一條路回家,又或者要越過小山丘去乘小巴,彈丸之地的香港,這種事幾近是必然的發生。

  中學時代,還好住得夠近,加上幾個同學都住同一屋村裡,乘計程車反而更便宜,但放學時不一定常常的一起,自己就要一個人的走到三家村乘小巴,日復如事。

  荒廢工地的野草,消防局的水花,回收的破車胎,公園的花草,然後是工廠的化學品,或者金屬氣味,這斜路上的一切都像昨天一樣新鮮,卻又像孩提的夢一樣捉不住,但至少我學會,每天堅持的走這段斜路。

  老實說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性格孤僻,不善說話,成績不算很好,但至少不是一個常常對抗老師的學生,我的學生時代如像平坦的路一樣,沒有任何起伏的,一直線。

  走進社會前的最後一步,我如滑倒了的一樣,滾下了山坡,我不是後悔自己的學業比不上人,只埋怨自己沒做好自己的責任,令一個小孩不必要地承受一個,連我自己都不敢承受的陰影,我能做到的,只能一手攬住他的頭,任由他的眼淚沾濕我的衣服。

  我才明白世界並不像眼中一樣平坦,有時除了要努力的向上爬,還得要小心向下走的路,更要記住不同的路段,我們會跟著不同的人一起走,可能是親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敵人,更可能是……相信[他]總會跟我們一起走。

  搬到新校舍,除了每天都多走一兩段斜路,和沙塵滾滾的工地,似乎沒多一點點的特別,但我在一個老師的課堂上,似乎找到路邊的閃石,人生路起起伏伏,回到原點,甚至走到死胡同,不過人生路本來就是這樣,問題在於你既是否樂於尋找路上的寶物,有沒有努力的到達終點,又或者,選擇你認為能滿足你的答案。

  予我的母校,四十周年的禮物。

鄧樹榮 (2001)

2009 年 7 月 19 日

Wisbech Ely (1978)

I studied at the College from 73 to 78, and gained good memory there. College life was routine but not boring. Neighbouring to the college, there were saw mills, shipyards and quarry, we experienced rhythm everyday from these industries and earthquakes induced from the quarry explosions.

  Location of the College was quite unique, where gave us tremendous funs, such as fishing on the floating timber and stone battle, with safety precaution, in the quarry.

  College entrance was parked with teachers’ humble cars; most of them were second handed, except for the Volvo belonged to the head master, we called him “Boss Chu”. Everyday we walked through the table tennis court before reaching the playground or assembly place. The table tennis court was always filled with good players. I remember one of our alumni was the 2nd runner up in the table tennis junior open of HK in mid 70s.

  Lessons were started from 8:35 or 8:45am, which I can’t remember exactly. Classrooms had around 45 desks, without air-conditioning, and only 2 ceiling fans were operated during summer time.

  When lunch time came, we usually walked up to Yau Tong Bay and had our meal at restaurants of “Chung Yuan”, “Shui Heung” or the hawker stalls near the bus terminal of 14B. Sometimes, at the end of the week, when my pocket ran out of money, I went to the hutted cafe next to the saw mill for lunch, it only cost me 20 cents for condensed milk sandwich. Later on, when East Garden Restaurant in Ko Chiu Road Estate and the food stalls next to the no.14 bus terminal started businesses, we had more choices for food. Eating places were crowded with people during lunch time, we had many occasions to share table with girls from Saint Antonius College but I never bothered them, which makes me regret until now!

  Students were fond of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various clubs were setup to cater individual’s hobby. We had sport day every year at the Mongkok stadium; it was a dreamed place for those who wanted to the win the medal. As for some students, it was a place to repeat the movie of “The Great Escape”. Breaking the security of prefects was not an easy job but some of them made it. For those who were caught, nightmares were followed!!!

  Rewarding myself after school was a must. I usually took bus 14C to Yu Man Fong, where got cassettes to shop, hot snacks to eat and movie to watch. Apart from these, sometimes we hired bicycles from shop at Yau Tong Bay and started our long march to Tsim Sha Tsui, which is not a joke.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some remarkable persons of Po Chiu. One of our alumni was selected by TVB to cast the television series of 無花果 in 77 or 78. Perhaps Andy Lau was longing for this position. The other one was the music teacher, Mr. Law Wing Fai, he taught us the way to appreciate classical music and to sing many folk songs, and he built up an excellent guitar team. My happiness from Po Chiu does not reflect from my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result but the good memory is kept in mind for more than quarter of a century.

Wisbech Ely (1978)

2009 年 6 月 17 日